“荒寒和冷硬”遮蔽下的精神病症

作者：佚名点击数：更新：2004-11-23 3:18:11　热

　荒寒和冷硬——这是一种超越了启蒙与理性的特殊感受，它属于思想者。作者的文章也一样，重要的不仅是学识，还有超越了学识的内在思想与感受。

　　“荒寒和冷硬”：一条黑暗的精神线索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动荡，封建皇朝大一统的思想统治局面，已经瓦解，走马灯似的军阀政权的更换，专制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转型，在这样一个古国文化传统坍塌的背景下，个人的命运也就如乱世里的飘萍，流浪不定。这是一个尴尬的时代，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各种人物，各种思潮，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黑暗的社会现实，频繁的政治变革，一些接受了精英思潮的知识分子，都感触到了荒谬和绝望，更领悟到了传统的弊端、体制和僵化、文化的溃灭、精神的黑洞、自身地位的直线下降，处在夹缝中的人们，苦苦寻找生有的位置，或极端或回避，或中庸或直面，他们中如鲁迅这样的先觉者，极力要使“黑暗的动物”现形，使“铁屋子”里的人们无法昏睡和假寐，却不幸陷入了“无物之阵”中。二十世纪是和“鸦片战争”、“戊戌变法”、“国共战争”、“抗日战争”、“朝锋战争”、“反右”、“文革”将灾难图景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的，是和屈辱、负罪心理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荒谬而又绝望的现实，闻一多感到了“死水”的肮脏、萎烂、寂寞，他的视觉里充满了破铜、烂铁、残羹，穆木天的诗里浮动着“淡淡的朦胧月光”清寒；李金发的诗里“衰老的裙裙发出哀鸣”，“四肢僵冷如寒意”，“在淡死的灰里”，处处映着寒意；王独清在诗歌里挖掘了一处浑坑，葬下他的瘦骨，他却无法长眠，因为月儿照得他的眼处一片的荒凉，胡也频的诗句里更多的是“寥落的星光”以及“雁影”和“柚鲁声”，我从这些诗人的笔下感到了刻骨的寒意，灰色黯淡、凄凉、哀鸣、绝望是他们的共同心理特征。作家更是如此，鲁迅的《野草》集中描写了死、死尸、死火、坟丛、地狱、鬼魂，他用“铁屋子”、“荒原”、“鬼打墙”形容对社会现实的感受，笔下的“物象”，如“火”、“冷月”、“乌梅”、“有声的雪花”、“铜丝一样的枯草”、“破旧的老屋”、“萧瑟的村庄”、“苍凉的天空”“黑漆漆的大门”、“松散的对联”、“冷冰冰的郊外”，无不染上浓重的悲剧的色彩。一个缺少爱的世界，感情被压抑，个性是萎顿的。黑暗而又狡猾的势力躲在背后，“精神界战士”陷入“无物之阵”中，清醒而又痛苦。在爱与无爱之间，鲁迅象一只飞来飞去虫子，孤零零的，凄凉、寂寞。鲁迅对存在的感受首先是形而下的：碰壁、敌意、悲苦、替换、纠缠，这一切都成了他内心中抹不去的黑暗。郁达夫笔下的“孤独者”和“零余者”大都忧郁和感伤，空有一副清醒的头脑，剩下无尽的悲伤在寒风灰土里冷颤。萧红笔下人物的生存状态是“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下面。”人的生命毫无价值，正常人性扭曲，生存意志压倒一切，“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农家无论是颗荼，或是一村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生死场》充斥着一个个生活场景中的人生感受感悟，画面中流露出的悲凉气息和淡淡的忧郁，让人感到了“生命”的感触。萧红笔下的家园是荒凉的，既是审美层次上的荒凉，又是文化层次上的荒凉。呼兰河畔的人们麻木、冷漠、自私甚至残忍，以及这里的落后、愚味、闭塞、停滞和老化，以人生命意识的麻木，艰难的生存困境，两性伦理的荒凉，都让人深深感触到了某种冷冰冰的寒意。同样的感受，还可以巴金的《寒夜》，沈从文的《长河》，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艾青的诗歌中找到，“荒凉”、“苍凉”、“寒冷”、“孤独”都是这些作品散发出来的共同特征。特别象是穆旦，他的1976年诗作中的意象世界是一片冰凌：“冷冷而僵硬”的爱情（《智慧之歌》）“黑暗而寒冷”的夜空（《理智和情感》）“伏在灰尖下变得冷而又冷”的熔岩（《诗》）等等，几乎所有的诗作的意境，都浸透着一股彻骨的寒意。同时，他的诗作中还伴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诸如“冰窟”、“荒原”、“旷野”、“寒冷的城”、“小小坟场”……生命就是这样的感觉中日渐暗淡下去，食指也有过“炉台的悲哀”一样的荒寒的感觉。这种感觉到了海子笔下，就置换成了“黑夜从大地升起/遮住了光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不同的是，海子的荒凉是泥土的荒凉。人称作“乡村哲学家”的刘亮程，守护着一个人的村庄，守护着那里的驴子、虫子、狗、牛、炊烟、风沙、木棍、枯草，笔下处处显示出我内心的荒凉。他不断地表述着对于虚无的恐惧感和对某种亏缺带来的荒凉。当代作家中刘震云笔下人物的肮脏和暗昧，苏童笔下小说的单琐、潮湿、绝望，余华笔下的残杀掠夺自残，莫言笔下的酷刑，王小波笔下的“夜”指向黑暗、压抑、迷茫、恐怖、绝望、死亡，都让人感到了生命无法突围的荒寒和冷硬。可以说，生存环境的闭抑和缺乏精神支撑所带来的荒寒和冷硬，多少都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身上有所体现。
　　
　　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闭上眼睛深呼吸，便会有一种彻骨和寒意而来，荒寒、冷硬、麻木、刻毒是我最大的感觉。文学是作家心理特征的情绪投影，作家对现实的反映无不影射上面，肉体受到的刻骨伤害，不能挂饰地从文字中透露出来。作家对社会揭示的超残酷、嘲弄得越冷漠，发泄得越激烈，说明他受到这个社会的伤害越历害。
　　
　　王富仁先生曾把东北作家群的小说称为“荒寒小说”，并分析到，“在东西，生存的压力是巨大的，生存的意志是人的基本价值尺度，感性的东西，温暖的东西，被生存意志压抑下去了，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了那么多温情脉脉的东西，一切的欲望都赤裸裸地表现在外部。在精神上，人们感到孤独和荒凉，具有一种像东北的天气一样的寒冷感觉。在小说的写法上，他们的作品较之有方作家的作品更有一种非逻辑的性质。人物不是我们在过去的文学中常见的人物，人物的表现也不是人们常见的表明，而作者的把握方式也不是常见的把握方式。他们每个人的心里好象都有一块又大又重的磐石，下面压抑着许多不可名状的情绪，语言和动作都是突如其来的，过渡也是突兀的，再加上他们对东北外部自然环境的描写，其作品就不能不给人一种荒凉、寒冷的感觉。”（1）这里所说的“东北”，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概念，推广开来可以理解成“中国”。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所身处的文化环境，以及所体验到的生存的闭抑和严酷性，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大致相同的。如果就此断定南方文化就是一种软性的文化，北方文化则是一种硬性的文化，显然有些偏颇。软和硬只是相对来说，同理在软性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身上也不乏冷硬气质的。一个作家的精神气质的形成，与性格、地域、教育等方面都有深刻的关联。学者摩罗也从对刘震云、张炜、余华、苏童等人作品的解读中发现，那些中国作品是那么冷酷、严峻、荒寒，叫越读越感到心灵发冷、发硬、发麻、发木，久而久之，你简直不知道温馨是什么，灵慧是什么，简直不知道文学可以带给你慰藉、带给你滋润。（2）摩罗从刘震云关于男女私情的处理苏童小说里男女之间的猜忌、冷漠、遗弃、背叛，以及余华笔下的残杀、掠夺和欺骗张炜的沉重压抑寒气逼人等等，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当代作家冷硬干枯、寒风凛冽的气质。摩罗感叹到，这些文学人物如像都给抛到了既无水分、也无阳光，既无人烟，也无鸟兽花草的荒漠之中，他们在这样的荒漠中无望地期待、无望地挣扎。可是，这个荒漠是如此广大无边，他们无从寻找任何资源来滋润自己，营养自己，无从寻找任何途径来培育自己、发展自己。四面都是干冽，四面都是萧索。最后他们自己既从期待也不挣扎，他们和他们的心灵都成了这无边荒漠的一部分。摩罗得出了这样的论断：以刘震云为代表的冷硬和以鲁迅为代表的荒寒就是我从本世纪中国文学中所感悟到的主要诗学特征。（3）在（《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和《刘亮程散文的生命意识》两篇重要文论中，摩罗深入文本详细阐述了“荒寒和冷硬”的文学观，这些阐释都纳入了他本人的生命体验，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
　　
　　鲁迅：在“荒寒”之中“冷硬”
　　
　　鲁迅的文章里，总会碰到某种影子似的东西；影子本身并不存在，只是因为光明从那儿产生，又在那儿消逝。个个内好，就像骨古髅在华丽的舞场上跳舞。
　　
　　那是一个黑洞般吸进所有光明影子般无法实体化的骨髅一样的存在。这个“傍徨于天地”的影子，产生又消逝，恰恰这“黑暗”与“无”表现了一种“终极性的文学自觉”。
　　
　　那影子中包含着无穷无尽的荒寒，是灵魂的荒寒。鲁迅背着那样的影子度过了一生。“影”是一种对“罪”的自觉，又是一种对“罪”的反抗。“影”上不愿去天堂，下不愿去地狱，前不愿去将来的黄金世界，现在又不愿与形相随。处处都有栅栏和高墙，于是“影”选择了在黑暗中沉默。在时间的楼上，“影”滑动在两种毁灭。
　　
　　“影”似乎在命定的悲剧中属于黑暗与虚无，忽儿在黑夜中沉默，忽而在白天消失。作为“孤独者”，作为前行的“过客”，作为徘徊在阴暗之间的“影”，鲁迅的心象坠入无底的深渊，黑暗虚无绝望寂寞的情绪，如毒蛇一样，又象死尸一样“胸腹俱破，中无心肝。”“影”唤起鲁迅的苦痛，他目睹了自己腐烂的尸骸，在两难的选择中绝望地迷失。
　　
　　一个在黄昏“走”向坟场的“过客”，一个背负四千年沉重，带着赎罪的自觉，肩起黑暗闸门的“中间物”，一个黑暗而又模糊不定的影子。我常常疑问：鲁迅在那种恶劣的生存环境，究竟是用什么来抚慰心灵的创伤？用什么来抵抗绝望带来的焦虑和恐惧？
　　
　　由于家庭过早的败落，“乞食者”的生活，世态的炎凉，天生敏感而又激烈的鲁迅很早就为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耻辱和仇恨所抓攫，面对冷酷的嘴脸势利的人群，往往采取而又不回避的激烈反抗。他目睹了历史的停滞与倒退，失望于那些政治或暴力的革命形式，洞悉了隐藏在精神内部的缺陷，这样以来，他陷入了一种黑暗恶劣的精神循环，面对种种麻木而又生硬的嘴脸，如何坚持一个启蒙者的基本立场？徐麟先生称鲁迅的生命哲学为“虚妄哲学”，由于“虚妄”是一种无形态的价值指向，因而在人生意义的探索中，鲁迅注定得不到确定性的终极答案。
　　
　　鲁迅无法从根本上消解对生命的焦虑。他认识到了人的有限，也确定了对价值的认同，以黑暗来驱赶黑暗，以置身绝望来反抗绝望，以无希望来寻找希望，以执着的言说来守护存在，干脆让自己变为一块硬石头：冷眼、铁血、阴毒、玩玩、走走、以及“对于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鲁迅的阴、冷、黑、沉、尖、辣、烈，都堪称在20世纪中国中独一无二。正如潘知常论述的那样“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依赖，一切争斗都不过是争夺地狱的统治权而已，一切的宿命都只能是失败，因此只有极大膨胀自己的自由意志，强对蔑视、仇恨、敌意，与黑暗对抗、与虚无对抗，温煦、悲悯没有了，只剩下敌意、荒寒、冷漠。鲁迅所说的毒气和鬼气就是敌意、荒寒、冷漠。”（4）这样一来，鲁迅的来自铁屋子的声音，则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心灵黑暗的地场者的声音。鲁迅面对“无物之阵”，采取的是一种唯我独尊的姿态，而不是为“痛苦”、“绝望”的承担找到一个更高的理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撼。“影”代表了鲁迅内心的黑暗，多少有些阴鸷怨毒之气，更多的是“灵魂的荒凉与粗糙”。学者丁辉指出，在鲁迅的内心世界中，这种“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内心的“黑暗”“鬼气”最终发展成一种对黑暗之力的迷恋，而这种对黑暗之力的迷恋，固然有其历史的社会的乃至个人遭际上的根源，它源自鲁迅中国历史的社会的深重苦难自知无力背负又不得不背负的焦灼与绝望。鲁迅“灵魂和荒凉和粗糙”既有外部世界的原因，也有精神世界内部的原因，由于缺乏某种超验精神的依靠，他的心荒冷的，这从《野草》中关于坟墓、墓碣、荒原、死亡的描写中可以看出来，他的灵魂浸满了黑暗的思绪。有学者在评论《呐喊》时，这样描述了文艺界：“我们走进荒凉平原，辽阔沙漠也似的文艺园里，只看到薄暮的天气，笼罩着许多乱草，碎石，在脆弱的心头上，也只会感到寂寞与饥渴。”（5）沙漠式的荒凉之感，不仅是鲁迅独有的，也是许多作家共同的体验。
　　
　　摩罗：“荒寒”和“冷硬”之中的精神突围
　　
　　摩罗是在极其落后的农村接受的中小学教育，专科学校毕业后，多年从事中学语文教育，为了摆脱“非人”的命运，曾到海南流浪打工，又去过上海备考游学，可以说长期生活在底层，他在文章里常用“耻辱”、“非人”、“阴暗”、“荒寒”、“绝望”、“罪性”、“寒冷”、“黑暗”、“凄凉”、“阴冷”、“苦难”、“抚摸”、“受伤”等等来表示对现实苦难的感受，可以看出，底层生活的苦难成了他自己文学观的立足点。摩罗在以后的批评生涯中，以对人类生存意义上的观照为出发点，阐释那些处于苦难和暴力阴影下作家的作品，探讨缓解苦难的方式和个体的出路，成了他为文的主旨。摩罗在对鲁迅、萧红、刘震云、余华、刘亮程、苏童等作家的解读中，用“荒寒”和“冷硬”概括当代中国文学的特征。摩罗作为以探求人生意义和救赎之路的作家，有着十分稳定的生命体验和文学观，这是他区别于其他批评家的地方。
　　
　　摩罗的出现打破了昏聩、朦胧、浑噩、冥昧的平庸精神世界，迅速成为新一代人的精神新起点。象他这样独立的诗思者还将会继续出现，也是一个日趋觉醒和成熟的时代争天抗俗的群体精神象征！这样一个精神“恶魔”，痛斥东方圣人的“平庸、聪明、麻木”并直面发出“你是要做天才，还是要做圣人”的逼问和追问？！鲁迅所开创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正是在更具有独立性的新一代人这里断而复续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摩罗的写作就超越了他个人的表达，而具有了某种典型性，成为新一代青年中的杰出代表。无论对伟大的心灵还是对卑微的心灵，摩罗凝视他们的眼神都充满了大悲悯、大悲哀、大悲痛。有大悲悯、大悲哀、悲痛的文章才是真正的“大文章”。读这样的文章是一种享受，也是种拷问。
　　
　　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摩罗的文章充满无处不在的荒寒和冷硬，其中蕴藏着对无望精神的拯救。摩罗早期的文字气势遒劲而坚硬，刻薄尖辣与犀利张扬，他敏锐而深邃的思维与独特而深刻的生命体验，某种救赎与担当，都让人阵颤。摩罗对当代中国的精神状态的关注是清醒而痛楚，他发现了中国文人的无信仰，感受耻辱与悲哀与绝望之后，摩罗开始寻找出路——一条精神拯救与人文自新的出路。
　　
　　从“原来如此“到“本来如此“，摩罗发现了人性的恶劣遗传，发现了中国文人缺乏信仰，发现了中国文化缺乏终极关怀，发现了中国作家精神弱小，发现了中国文学陷入对权谋的恶性复制。摩罗的系列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他对信仰的乞求也深具意义。从破败的文化废墟中走出，摩罗一直在苦苦思索着个体的精神建构。
　　
　　摩罗一直直面着他对人的失望，他对耻辱意识的挖掘与批判凸现了内心的绝望，对整个世界的绝望，渐渐开始扩展视野，向佛陀基督寻求精神出路和信仰支持，这与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沉浸于孤独和绝望之中苦苦挣扎赤膊形成鲜明对比，作为鲁迅精神衣钵的继承者，摩罗最终看到了人的有限和罪行，从而抛弃了对人的期望，而在精神上走向上帝，至此一个底层知识者完成了精神的变异。摩罗对近代以来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质疑，并走向对信仰的求索。因为大地的绝望而走向对天空的仰望，这是摩罗的两本新作中最令人欣喜的现象，这也是中国二十世纪“精神界战士谱系”的一次自觉变异。摩罗说：“十年之后，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在回答读者的时候，能够说：‘我主要是重复五四先贤的话，同时我也补上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信仰’。如果真的能够在民族文化中凸显信仰问题，我们这代人就可以说至少尽了一点力。”
　　
　　
　　摩罗不幸陷入一种痛苦的循环之中，现实精神的逼仄使他看到了过多的虚无，他迫切地想从这种恶劣的精神状况中突围出来，这时他发现就连精神之父的鲁迅也无法为他提供一种精神依靠，这时他想借助宗教和心灵资源尝试着一种新的活法。近期摩罗的长篇小说《六道悲伤》经过五年的时间终于出版，孟繁华称之为冷硬荒寒中的悲悯书写。杜紫微指出，《六道悲伤》的核心是对所有生命的敬畏，是对一切尊严的肯定，对人类、对自然界一切生灵、对社会、对文化、对善恶、对信仰、对生存、对宇宙、对过去现在未来，以及这些畴区之间的交叉关系的深层思考，并把这些思考提升到生命伦理的高度进一步审视，用存在论（而不是辩证论）的美学观作艺术本体意义上的阐释。由文化到哲学，由思想到信仰，由关注现实社会到关注生命本身。多年以来，摩罗为了文学创作，饶了一个大的圆圈，经历了精神磨练，从鲁迅那里走出来带有鲁迅的精神气息，更重要的是超越了鲁迅的敌意、荒寒、冷漠，变得爱、信仰、宽容。摩罗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突围，是以精神突围作为铺垫的。他从精神的角度切入去写，是一种突围。对于苦难和暴力的书写，是现当代作家一直在做的工作。从鲁迅、萧红、余华、张炜、刘震云、苏童、张承志、老村、阎连科、葛红兵、高行健等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出，摩罗多年思索超越苦难和暴力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精神纬度。《六道悲伤》的主人公张钟鸣在启蒙话语失败之后，逃避责任。先天不足和自以为是，哪是什么文化英雄，是地道的弱者。摩罗显然对张钟鸣持讽刺态度，然而却无力救赎。像张钟鸣这样的弱者，在冷硬与荒寒的环境中，如何能够有社会担当的能力，作者对他们甚至怀有起码的期待都枉然。孟繁华认为作品的忏悔性乃至“自残”或自我拷问意味所能达到的深度，都是此前不曾接触过的。看来，摩罗在冷硬荒寒中洞穿了一切，但他无力救赎。
　　
　　赵大河：寒冷过后的荒凉
　　
　　知识分子与乡村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不同的知识分子对乡村的表述是不相同的，体验当然也不相同的。鲁迅是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去打量故乡绍兴的，沈从文是以哀婉的方式回忆乡村的美好的，刘亮程是以守望者的眼光描写村庄的，而赵大诃看到的村庄，却是除了寒冷后的荒凉，什么也没有。（赵大诃《北风呼啸的下午》载《花城》2004年第三期）
　　
　　北风
　　
　　北风是《北风呼啸的下午》的主要意象之一，多次在文中出现。对北方意象的解读，是理解《北风呼啸的下午》的关键。
　　
　　“闯进屋子里的风如同十几匹误入狭窄马圈的野马，它们挤抗着、踢腾着、叫唤着，寻找着出路。”
　　
　　“风很凶猛，像群野兽。”
　　
　　“北风很远就看到了这儿有障碍，所以早就攒足劲，吼叫着，到院子里时，踩踏着坚定的水泥地面腾跃而起，越过房顶，继续狂奔。”
　　
　　“风从西伯利亚刮过来，并没有因为路途遥远就减弱气势，反而还更加凶猛……反过来又用这种力量在大地上施暴，像一支野蛮的军队疯狂地蹂躏着为其提供营养的这片土地，用刺刀戳，用鞭子抽，用铁蹄践踏……”
　　
　　“北风又猛烈地刮起来了，刮得地球都在颤抖”
　　
　　“野兽般的风，它吞食生灵，也吞食灵魂，让人欲望无泪。”
　　
　　在《北风呼啸的下午》里，“北风”成了戏剧和人活动的环境，还是一种独立的具有掌握人的命运和破坏的力量。北风处处显示着它的残忍和冷酷，颠簸、晃动、翻滚、践踏、戮、抽……具有破坏的蛮性力量，究凶极恶，势不可挡，它仿佛对世界怀着刻骨的仇恨。它只破坏、抹去毁灭，它不建设、修复、再造。狞狞得让人可恶，又无可奈何。北风中蕴含着某种神秘的人不可抵抗的自然力量，是一种宿命的存在，无法解释。北风一路狂奔，它的影子无处不在，时时笼罩着村庄及村庄里的人们。命运就如同这风，你无法改变它，也无法拒绝它，你能做的就是接受，坦然地接受。
　　
　　荒凉
　　
　　北风过去，村庄一派荒凉，如同被狂风扫荡一般：光秃秃的道路，赤裸裸的石头，被光了叶子的树、悲哀的墙壁、骨瘦如柴的狗、冷漠的牲口。
　　
　　“我”十分疑惑：“这就是我生活过：爱过、憎恨过的村庄吗？又为何如此荒凉呢？”
　　
　　记忆中童年时期的浮莲、青蛙、麻雀、麦田、云彩、洋槐树花、蜻蜓、燕子，一切一切都没有了，大地上一片寂静，只剩下一种东西，那就是：荒凉。没有温度，没有感情，没有欢乐，没有希望，它比所有荒凉的地方更加荒凉。我觉得这是物质家园、精神家园和生态家园的三重失落，这样的失落使得村庄比以信任何时候更加荒凉。同时，作者笔下家园的荒凉，它既是审美层次的荒凉，又是文化层次上的荒凉。村庄里都上演了什么呢？二妈患病十多年了，头发蓬发，脸色灰白，缺乏光泽，屋子里老鼠撒欢，成了地道的“活死人”，小时候的同学们健吾——他现在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去年租了邻村一亩地，到头来一算帐，刨去种子钱、花肥钱、农药钱、割麦钱等等，再刨去100元的租金，只落了一堆麦堆，初中时期的同学亚明，好不容易考上学，跨过崩溃的危验，就是这样一个人，都为了给同伴要我钱，被判刑。刑满释放后，等待他的结果却是妻子早已改嫁他人；父亲呢，多年独守村庄，肩负沉重的命运，与命运不屈的抗争，后来抛了土地，来城市里，做了南泰公司的守门人，通过写作反抗苦难，求得心灵的自由。多少年来，死神一直笼罩着村庄，不断地捕猎一个个疲惫的生命。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人死如灯灭，乡村里的人依然处于某种“自然状态”，不“不争”中自生自灭着。疾病、车祸、爆炸、斗欧、枪毙，人的生命在这些因素面前遭遇毁灭。于是，“每个死人都带走一些热气，所以村庄越来越冷……”北风利用村庄的荒凉，把一切变得更加荒凉。
　　
　　与北风一起构成酷性因素的还有“豺狼”、“山猫”、“狈狈”、“狮”、“虎”、“豹”，这些邪恶之徒模仿刘、关、张桃园结义，无恶不作，抢劫、轮奸、杀人、嫖娼、偷盗，他们像北风一样幽灵般地折磨着不幸的人们。北风的夜里，恶梦时时折磨着人们，“我”的心凄苦、叹息。恶梦醒来，大地和村庄一片灰色。在这种持续的荒凉中，弱注的生命最能引起人的关注。那只鸟牵着儿时的记忆，“那只鸟，那只斑鸠，那只受伤的鸟，那只受伤的斑鸠，它虽然目光黯淡，可它没有死，它还有最后一丝生命……我看到一滴血，一滴鲜红的血，来自鸟儿心脏的血。”这只被命运射杀的鸟，不正是人自身命运的象征吧？而对残酷的命运，父亲这样坚守和抗争，“我”只有感慨，没有冷漠、惋惜、同情。当父亲和老潭朝村庄走去时，我顶着风朝北走回家。而此时，大地苍茫。“我”的心就像苍茫大地上的一块滚烫着的石头，北风吹着它，要把它吹凉。作者一再提示，一块石头不可能对风产生什么影响。“我”希望能像阮籍那样“末路恸哭”，可是眼中没有泪水。至此，我们无法看到启蒙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自信，也不再想去肩住那扇“黑暗的闸门”，更缺乏在血缘、情感和文化心理上与“村庄”认同的倾向，“我”又对自我作了彻底的消解，作为存在者，“我”已不知自己身置何处，孤独与迷惘，荒凉与寒冷齐袭上心头。
　　　
　　“我”置身于村庄，为什么老是感到荒凉呢？村庄的贫瘠、破辟和诗意匮乏的现实，勾起了“我”的持续荒凉的感觉。“我”早离开了村庄住进了城里，害怕在村庄居住，不能象父亲那样坚强用写作抵抗苦难，“我”既没有鲁迅启蒙式的悲哀，也缺乏沈从文对家乡诗意的幻想，只有萧红的对于家园无限的荒凉之感。“我”的清醒致使我无法象刘亮程那样沉湎于“一个人的村庄”里不能自拔，对狗对马对驴对牛对风对草对虫子对一切生物与植物的想象性的赞美，而当寒风吹彻，除了荒凉还是荒凉。这荒凉中除了物质的匮乏之外，还包括内心的黑暗和寒冷吧？寒冷太巨大，是因为内心缺乏精神的皈依，缺乏那种终极的依靠，当然感受到的只是寒冷和荒凉。一个信仰无法照射到的地方，荒凉就有了它存在的道理。
　　
　　大地苍茫，“我”依然还在继续赶路，就象鲁迅笔下的过客，揣着内心的寒冷，还在寻找一种自我的精神家园。
　　
　　外在的黑暗在内在的缺陷
　　
　　中国作家身上的这种荒寒和冷硬的文学气质是怎样形成的呢？通过对鲁迅、萧红、张爱玲、王安忆、巴金、穆旦、艾青、余华、苏童、刘震云、海子、王小波、刘亮程、莫言等作家的考察，我发现了形成这种荒寒和冷硬的文学气质的两种主要原因：外在的黑暗和内在的缺陷。
　　
　　外在的黑暗。
　　
　　无论是鲁迅的“铁屋子”、萧红的“生死场”、曹禺的“老屋”，还是张爱玲的“家”和沈从文的“长河”，都有说不出的郁闷、沉重、荒凉。外部世界动荡和混乱的恶性循环，强化了内心的绝望。鲁迅的文学世界是阴暗而又明亮的，他用生命和爱换来死寂般的冷漠和忘却，“中间物”的内心免不了虚无，悲观，压抑，不胜伤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反复描写魏连殳“素性这么冷”，“两眼在黑气里发光”，神态是“冷冷的”，生前的笑是“冷冷的”。小说写到他“深夜”、“旷野”、“受伤的狼”、凄厉的“嗅？叫”：这阴森、悲凉、伤惨的画面把置身于历史荒原的觉醒者的内心矛盾写得何等深刻啊！鲁迅批判时表现出的“冷峻”、“凛然”、“复仇”、“愤激”，以及他笔下的“缄默”意象、“屹人”意象和“荒原”意象无从流露出荒寒和冷硬的感觉。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似乎生活在一个阴暗而又潮湿散发着霉味的地下室里，互相折磨。萧红笔下的生生死死，刘亮程笔下的一只狗的衰老，等等无不折射出生存环境的逼仄，正如摩罗所说的，刘亮程的理解方式，显示了他对于竞争的敏感，对于生存的恐惧。他的文章里老出现竞争这样的词语，非常突兀地显示着作者内心的亏缺感。（6）刘亮程感叹到：“一条狗能活到老，真是件不容易的事。”（7）的确，人的成长过程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惧的历险过程，你能够完成这个历险，你就有写不完辛配和痛苦。（8）回望中国社会历史，无边无际的苦难，以及对权力没完没了的渴望，成了数千年来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内容。苦难和权力是产生暴力的根源，在一个政治权力主导下的权力社会，要想远离生活的苦难，必须取得权力，而取得权力必须依靠暴力。是要粮食还是要枪，当然是枪。夺取权力，只能用以暴抗暴的方式实现，这是长期以来人类遵循的基本生存法则。置身于暴力和苦难之中，作家的思想往往为暴力和仇恨以及麻木而裹挟，面对苦难和暴力，从强忍痛苦和虐待别人，成了一个恶劣的精神循环。不错，的确是生活的冷硬导致了作家文学气质的冷硬，是心灵的荒寒导致了一代又一代作家文学气质的荒寒。摩罗指出，中国那些知名度最高的作家，几乎都是在冷硬与荒原上一个超过一个的作家，而且他们确实是冷硬得深刻、荒寒得有力度有份量。灾民理性横行，生存的恐惧，权力的奴役，地伴的依附，使得中国作家陷入了悲剧性的生存。任不寐先生精辟地指出，中国文学昌诗性智慧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存在形式，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奴在其身”处境的呻吟，更是在灾变环境中的心灵抵抗发出的呐喊。（9）由于无法超越自己的奴婢地位，陷入了一种蝙幅似的困境，为了清楚痛苦，只好发出呻吟，尽管这呻吟有些荒寒和冷硬。
　　
　　内在的缺陷。
　　
　　上文说过，面对暴力和苦难，人容易为受到伤害带来的恶劣情绪的裹挟，由于缺乏对痛苦精神消解的有效精神机制，要么以牙还牙如鲁迅，膨胀起自己的自由意志，面对邪恶的人性而拒绝与它和解，坚持用残酷的恶声来打击这个黑暗的世界，要么走庄禅的路子，打破生死、祸福、是非等界限，取消了对立，回避对现实情感和现实精神创造的关怀，消解人内心世界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与紧张，停止灵魂的挣扎与呼喊，发展出一套“坐忘”和“心斋”的修炼方式，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肉体成了大地上轻飘飘的无关灵魂的存在。
　　
　　总的说来，中国作家对于人和世界悲惨处境的体验是刻骨铭心的，但往往只体验到了外部世界的荒凉和虚无，却对人本身的内在缺陷认识的不够深刻。这也就是摩罗所说的，由于人性的罪恶，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常常比狗与狗之间的友爱少得多，人与人之间的算计和掠夺则常常比狗与狗之间更加严重。外在的“恶”通常比较容易认识，而人内在的“恶”则一直隐伏在严密的地方。“恶”内在于人类而非外在于人类，“恶”来源于人类自身无法摆脱的罪性。刘亮程也说过类似的话：“人的灵魂，其实还有一大群惊世的巨兽被禁锢着，如藏龙伏虎。它们从来像狗一样咬脱锁链，跑出人的心宅肺院。偶尔跑出来，也会被人当疯狗打了，消灭了。在人心中活着，必是些巨蟒大禽。”（10）刘亮程对人性的罪性的体验和理解是深刻的，他只表达了对于人类生存意义的焦虑，而没有明确与终极建立联系，所以刘亮程只能一个人守着村庄，独自荒凉和寂寞。
　　
　　面对“荒寒”和“冷硬”的另外方式
　　
　　摩罗在《面对黑暗的八种方式——从鲁迅到张中晓》一文，提出了与鲁迅不同的几种面对黑暗的方式。与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不同，基督、释家牟尼、甘地、哈维尔，以及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都多对世界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托尔斯泰始终倡导不以恶抗恶的思想，以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深刻地体现了人性高贵的一面。因为有了精神作支撑，他们不至于与黑暗势力扭在一起，不再陷入荒寒和冷硬之中无望地挣扎，从而在一种散发着绝望的精神气息里倒伏下来。从拉斯科尔尼柯夫（《罪与罚》）走向梅化金公爵（《白痴》），由聂赫留朵夫（《复活》）走向内阿让（《悲惨世界》），再到阿辽沙（《卡拉马伏夫兄弟》），这是一条真正的精神的救赎之路。鲁迅笔下的“狂人”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苏童笔下的“五在”余华笔下的“福贵”阎真笔下的“池大为”等等，必须从“以暴以暴”中觉醒起来，从恐惧、麻木、忍从、困苦中走出来，通过选择信仰获得救赎。对于中国的大多数作家来说，意义的维度是永远缺席的，这是语言与想像力的双重命运。任何一个中国作家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安置灵魂的国度在哪里？我凭什么表达这些？我表达什么？我表达的是否有意义？然后，大多数作家都是以自己的原则、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理性，来开展对终极真理的猜疑，而非响应神情的召唤，他们大多象《卡拉玛伏夫兄弟》中的德来特里和伊凡，虚无主义、欧洲崇拜、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国粹思想”）和实用主义（现实主义）无比错杂的混杂在他们的大脑里。郜元宝认定，鲁迅的悲剧性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信仰的“卡拉玛伏夫家”里竭力要求人们相信信仰某种东西的重要性和一无所信的可怕，但他自己又根本不知道，这应该信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11）正象一些学者指出的，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灵魂叩问的资源。儒家不关注和讨论灵魂问题，道家没有对灵魂的叩问和灵肉的根本紧张。由于缺少灵魂思虑辛谛的维度，中国作家的作品要么逍遥用适，要么重复苦难复制暴力，难以进入存在的追问和意义的探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性和灵魂层面的控掘上走到极端，让常人无法接受，他一定遭受着巨大的灵魂痛苦和精神折磨，这在中国作家笔下是少见的。就连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始终未能意识到需要为“痛苦”、“绝望”的承担找到一个更高的理由。他老先生执着于现世世界，主张“拳来拳去、刀来刀档”，甚至不惜“用更粗的棍子打”，从来不曾纠缠过但丁的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困惑，不能坚持象他们一样在人的世界之外去追求一个更高存在的维度。这样黑暗的心灵，难道能不“荒寒”和“冷硬”吗？
　　
　　试问：置身专制、愚蠢、强权、无赖、无智无情无趣、乌托邦神话、愚民教育、宗教化政治、煽情伦理、思想牢笼、话语圈文化、精神阳萎、实用功利、机械单调、强势群体，缺乏精神支撑的人能不感到荒寒和冷硬吗？
　　
　　我们最早的祖先是敬畏神的，到了春秋时代，诸子陌家都以自己的智慧为是，导致某种信仰的丧失。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信仰资源的稀薄成了一种根本性的缺失。到了五四，蔡元培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章太炎提倡的宗教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宗教，而是经过一番改造的宗教，两人是造成现代中国无神论思想文化的关键人物。难怪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只有德来特里型的伊凡型，几乎没有阿辽沙型。中国文化一贯奉行实用主义的功利原则，最缺少超越性的精神维度。向宗教寻找精神资源，寻求终极关怀和超越价值，在当下中国的惟利是图盛行的无灵魂状态中，只有重要意义。长久以来，超越理性的丧失，是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善观望、不执着、立场的游移不定、投机心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刘小枫在《从绝望哲学到圣经哲学》一文中借舍斯托夫发出这样一个疑问：历史上的伟大心灵难道真的是这些面对个体生存的切实困境熟视无睹整日忧心顺从于逻辑法则和道德规律的人吗？不。通过道德的至高无上感来安慰自己惊恐的内心，无法使自己脚下有一个坚实的根基。看不到自己的个体的存在悲剧，否定个体生活及其在死和不幸，就无法靠近信仰。只有靠近信仰，才会正视人之本性主义上的渺小和罪过，才会拒绝任何哲学和宗教用形而上学的安逸和平静来掩盖生存中的受苦、怀疑和不幸，才会丢掉那把个体牢牢束缚在有限存在之上的规律，个体才能摆脱“荒寒”和“冷硬”，进入上帝赐给人的自由和爱的生存之境。
　　
　　[注释]
　　
　　（1）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45—246页，2002年3月出版
　　（2）（3）摩罗《冷硬与荒寒：当代中国文学的根本特征》240—241页，《耻辱者手记——一个民间思想者的生命体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4）潘知常《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美学新千年的追问》
　　（5）《读<呐喊>》,《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6）（8）摩罗《刘亮程散文的生命意识》
　　（7）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3页。
　　（9）任不寐《文学——灾民社会的呐喊与呻吟》
　　（10）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8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1）郜元宝《在祥村嫂的目光逼视下》原载2002年3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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